※ 秦文玉

       国学的正宗普及教材《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两本书，是北宋时的儒生程颐（后人尊称程夫子）从《五经》之一的原著《礼记》中发现的。《大学》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篇；《中庸》是《礼记》的第三十一篇。宋以前的国学教材，高级的为诗、书、易、礼、春秋等《五经》，普及的只有《论语》和《孟子》两本。经南宋伦理学家朱熹集注成《四书》，从此正宗的国学普及教材便有了《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四本，合称《四书》。

       《大学》是《四书》的入门书。主要是讲一个有大志的人才，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成长过程和发展顺序。使学国学的学生，首先要确立起正确的人生观。程颐把《大学》作为国学的入门课，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和正确的。

       当前我国大学生的就业难，原因之一是专业太细太死，不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然而学生的知识不过硬，混文凭，达不到“物格知至”的境界也是普遍的原因。因此本人斗胆建议，国家必须在义务教育阶段开设国学课，把国学课纳入政治课的内容，有些内容还纳入义务教育，纳入职业教育，直至在群众中普及，已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趋势，等待、观望、动摇、倒退都不合历史潮流。邓小平同志首先运用国学来治理国事。新一代中央领导实行的农村全免农业税、普遍实施低保，关注民生，都属国学的“亲民”思想的发扬光大。设置国学课，实属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