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登科

       石天河是我敬重的诗人、散文家、学者。我与他的交往开始于80年代中期。1986年9月，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了“中国新时期诗歌研讨会”，石先生应邀出席。我当时还是外语系的一名学生，以会务人员的身份与他有了初次接触。后来，由于到广西工作，与石先生的联系少了一些。从90年代初开始，我与石先生的交往又多了起来。这得感谢诗人钟代华。当时，钟代华经常组织一些诗歌方面的活动，尤其是儿童诗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只要没有特殊原因，我每次都参加。石天河先生很关心年轻人，所以，他也总是很热心地支持和参加这些活动，于是我们就有了很多见面的机会。有时候，主办者安排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给了我们进一步交谈的机会。在石先生所生活的地方，专门从事诗歌研究的人不多，每每有机会谈诗，我们便会闲谈到深夜。当然不只是谈诗。我对石先生独特的人生经历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只要问及，石先生都会毫无保留地告诉我，而且对于那些经历，他都有着很独特、深刻的见解，他可以从很遥远的历史中找到一些与今天的文化、政治相关的脉络，甚至从西方的哲学与文化中找到可能的对比。石先生谈自己的经历，在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在谈自己。他自己只是话语之中的一个象征。于是，我在通过当事人的叙述知道了当年《星星》诗祸[ 1]中的一些故事的同时，也知道了石天河先生对于历史、现实、人生、艺术的诸多闪亮的看法。即使是因为别的事情到永川，我也要找机会去拜访石先生，到美丽的卫星湖畔感受一位沧桑老人敞亮的人生情怀。

       石先生的诗文，只要见到的，我都要认真拜读，而且从中获益不少。他的《广场诗学》出版后，我还以《诸神下界与诗学家的使命》为题在《台湾诗学季刊》和《星星》发表了评论，谈到了我对该书的学习心得。我觉得，石先生是当今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当下一些学者在谈论知识分子的品性时，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人格上具有独立性，在学术上具有创造性，而且后者更为重要[ 2]。我个人认为，知识分子的具体贡献固然重要，但对于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两个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独立性是获得创造性成果的前提，试想，如果没有独立性，而是人言即我言，创造性成果也就自然成为空想；创造性是独立人格在学术成就上的具体体现。这两个方面的特征，石天河都具有。他具有独立的思维、独立的思想；在学术问题上，也有自己独立的看法，从来不追潮流，也不人云亦云。石先生曾经在私下对我说，当年在劳改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还能活着出来，他这后半生的几十年是捡来的，所以他要用这些时间写出能够接受时间检验的文章和著作。我对石先生的个人品格和文学成就深感敬佩，也对《石天河文集》的出版表示由衷的祝贺。《石天河文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更集中地了解石先生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成就，感受一位饱经风雨的老人对于诸多问题的厚重而透明的看法。我相信，文集中的诸多作品和观点是能够经受住时间与艺术的淘洗和检验的。

       石天河（1924年—），本名周天哲，湖南长沙人。1947年开始文学活动，1948年在南京从事新闻工作期间，参加地下革命工作。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调四川省文联从事专业文艺工作，曾担任四川省文联理论批评组组长，是《星星》诗刊创刊时的执行编辑。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为他敢于说真话，敢于批判当时的一些“左”的观念和做法，被错划为“右派”并在当年12月14日被捕入狱，后被判刑劳改。1979年获得改正，1980年获得平反，被安排在重庆高级师范专科学校（2001年改名为渝西学院）中文系工作，先后任教师、副教授。1985年离休以后，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工作。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由于遭受了二十多年的磨难，石天河的文学创作、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80、90年代。他出版的著作包括诗集《少年石匠》（重庆出版社，1983）、文学评论集《文学的新潮》（重庆出版社，1986）、诗学专著《广场诗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以及《石天河文集》（四卷，香港天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2002）等。石天河遭受磨难的上半生不但没有消磨他对于真理的追求，而且进一步培养了他的追求意志。他的后半生所取得的每一件成果中都凝聚着他的那段遭遇，因为遭遇使他意识到我们的文化、政治、文学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他所有的文学活动就是要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石天河自小爱诗，他在早期主要是以一位诗人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上的。他在1953年创作并发表在《新观察》上的童话诗《无孽龙》，在文艺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被改编为川剧《望娘滩》、舞剧和连环画。1955年2月创作的《请你签名》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诗集》。他的一些抒写个人哀乐、友情、恋情的作品，也受到读者喜爱。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和诗歌艺术的发展，在诗歌界，石天河更是以一位诗论家的面目出现的。他自己也说：“我从小爱诗，然而我与诗似乎只有孽缘而没有善缘，使我三十三岁后的青春年华都付与了悠悠逝水，到1979年‘改正’和1980年‘平反’后，我已经是一个五十六岁的老人了。出狱以后，我深深地感到，在中国，要使诗祸不再出现，诗人不再无辜受难，诗歌艺术不再受到横蛮无理的摧残，我们除了寄希望于社会的进步性变革之外，也必须为清除‘左’的教条主义垃圾付出必要的努力。因此，近二十年中，我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集注于诗学研究和文学问题的探讨、论争，诗，写得很少。”[3 ]

       石天河的诗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早在1957年“《星星》诗祸”发生时，石天河就写文章为诗歌艺术的自由与尊严进行抗辩，提出了反对诗学批评中的教条主义的主张，他认为：“教条主义的极端，不仅反诗，反艺术，而且也必然趋向于反人民，这正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说：“诗与教条，必然会是两种不同的命运：即或诗有暂时的受难，教条有片刻的横行，但是未来的年月，决不是属于教条，而是属于诗的！当诗人的声音高响入云的时候，教条主义者所抛掷的死鼠，必然会在人们群众的唾弃与践踏之下，碎裂，腐朽，化为乌有！”[4 ] 这篇“胆大妄为”的文章是针对1957年1月14日《四川日报》发表的题为《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的文章而写的，为曰白的诗作《吻》进行了辩护并对对当时的一些“左”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反对教条的另一面就是提倡创新，提倡独立思考。也就是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长达20多年的灾难。在80年代初回到诗坛之后，创新一直是石天河所追求的学术目标。当时，“朦胧诗”的讨论正在中国诗坛广泛展开，石天河参与了这场讨论，他认为“对朦胧诗应作具体研究而不应笼统地说好或笼统地说坏”[ 5]，在追述那段学术经历的时候，他说：“我对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现的朦胧诗，基本上是持一种欢迎及为他们作辩护的态度。我曾尽一切努力，反对那些对朦胧诗采排拒与压抑态度的理论。我说某些批评可能是由于误解与历史性的偏见。这在我历来的评论文章（如发表在《诗探索》及《当代文坛》等刊物上的《朦胧诗评议》、《重评诺日朗》、《新诗古说》、《中国最古的一首意象诗》等文）及新近出版的《广场诗学》一书里面，都曾有明确的表述。”[ 6]在这些文章与论著中，石天河始终以发展、变革的眼光看待诗歌界出现的新现象，并进行了客观的分析，甚至在学术研究中与自己的老友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谢冕与丁力是80年代初引发朦胧诗学术论争的两个重要人物，石天河说：“丁力是诗人，也是评论家，解放前在南京地下斗争中我们就相识了，可算是老战友。谢冕是北京大学教授，是在昆明是这次会议上认识的。”但石天河并没有因为老友的关系就支持丁力的诗歌主张，“在私下和丁力交谈的时候，我说：‘从理论的陈述来看，你的话很有说服力，谢冕在理论上好像思考得不够全面，有点偏。但是，我感到，你有点保守，谢冕是倾向于革新的。’丁力默然。虽然由于阔别三十多年的重逢，他没有和我争论，但他显然不同意我的看法。”[7 ] 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石天河对于现代诗学的理论创新是非常看重的，同时也追求诗学研究的独立性。

       石天河所提出的诗歌艺术的评价准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诗歌的创新导致的是诗歌批评原则的更新，他提出，诗歌评价应该强调作品所蕴涵的“人学”精神价值，这不仅是诗歌评价的原则，也是一切文艺作品评价的原则。他说：“我们所说的‘诗的人学价值’，就是以诗对人（个人、人民、人类）所起的这些作用。作为一种‘精神价值’来衡量，就是以诗对人的生活与命运的关怀，对人的心灵美化与促进人性的进步性发展，作为‘人学’评价的依据。”[ 8] 在80年代的中国诗坛上，虽然各种思潮、流派骤起，艺术追求差异很大，但“各派诗人互不相同的只是他们的艺术手段，而他们在诗中所表现的精神内容，才是他们的艺术目的。手段只能以是否达到目的为评价依据，而诗的目的，则主要是‘人学’精神的表现。”[ 9]这种观念显然是受到人本思潮的影响，也与当时呼唤人的解放与自由的思潮密切相关。当然，就诗歌艺术的发展历史看，石天河提出的这种主张仍也是具有诗学意义的，因为脱离“人”的关怀的诗在任何时候都并不被认为是优秀之作。

       在诗学研究中，石天河对于许多新现象都给予了关注，对“朦胧诗”、“后新潮诗”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这些现象不是一概肯定或否定，而是从诗歌艺术发展的角度进行辨证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体现了一位饱经风雨的诗学家对于诗歌艺术的真诚。他所评论的诗人都是在每一个诗歌时代具有自己特色与独创性的诗人，如沙鸥、彭燕郊、叶延滨、吉狄马加、王尔碑、木斧、王志杰、培贵、毛翰、嘉嘉、钟代华等等，他主要是希望从这些诗人的艺术探索中把握当下诗歌艺术探索的特点与不足，并推测中国新诗可能的发展路向，为自己对中国诗学的宏观把握准备创作方面的依据。

       石天河不但考察新诗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寻找新诗发展与诗歌传统的关系，而且善于接受西方的哲学思想和方法，从一些新的角度打量新诗。他对解构主义思想尤其感兴趣。这种思想对于更新文学观念、诗学观念是有帮助的，石天河也借用这种思想及其手法对一些新诗作品进行了解读，但他并没有把这种思想作为中国诗学发展的一种指导，相反，他客观分析了这种哲学思想的得失和中国人借鉴它应该采取的态度。他说：“我们应该在下述两点上，建立我们对解构主义思潮的的基本策略：第一、吸收它解构‘终极真理’的科学内涵，作为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与进行理论重建的有益参照。第二、对它从怀疑主义导向虚无主义的破坏性影响，必须从理论上进行实事求是的清理与批判，以扼制它为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入侵充当先锋的意识形态作用。”[ 10] 这种对待西方哲学、文艺思潮的态度是正确的，既吸收它的长处，又克服它的不足和局限，是文化开放时代的中国诗人、理论家应该采取的态度。

       石天河诗学研究的代表作是《广场诗学》。他写作该书，除了自己对诗学研究的兴趣外，还因为他发现了新时期诗学研究中的“诸神下界”现象，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形式主义心理分析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等不同的诗学主张几乎同时在诗学领域出现，这些主张都是从外国搬来的，关注传统诗学者极少，而且“这些‘主义’都各有一套关于诗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往往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自立门户，互相对立。”[ 11] 这种现象不利于对诗的艺术规律的总结，不利于中国新诗的发展。为此，石天河指出：“我们有几千年传统诗学的丰厚遗产可供研究，有新诗七十年来的艺术实践经验可供探讨，又有当代世界各民族的诗学可供参照，只要我们不采取过去那种没祖没宗无亲无友自我封闭自我孤立的态度去对待一切，那我们就可以在传统诗学的纵向采择和外来诗学的横向交流中四通八达地去吸取精神营养，在知识的广场上纵横驰骋上下飞腾，去探索诗歌艺术的真理。”[ 12] 在石天河看来，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诗学的继承，也不应该疏离对外国诗学理论的借鉴，而应该结合中外诗学发展，在更开阔的“知识广场”上发展现代诗学。《广场诗学》是他实验这种主张的重要收获。

       《广场诗学》包括六章，探讨了“诗的原发过程”（“诗情的启动”）、“诗的继发过程”（包括“诗意的蕴涵”、“意象的诞生”、“心灵的音响”）、“诗的表达过程”（包括“语言的妙用”、“形式的选定”）等与诗歌创作密切相关的诗学命题，涉及到诗学研究中的诸多方面，如灵感、立意、蕴涵、纯诗、意象、移情、心印、情调、通感、修辞、隐秀、风格、形式、形式美、创新、完美等。石天河对诗的理解首先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的，对构成诗歌的各种艺术因素都进行细致分析，然后再合成对诗的基本认识。他对这些命题都从独特的角度给予了新的阐释，尤其注重从中国传统诗学中吸收营养，使其在现代诗歌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石天河善于从具体作品的解读中发现诗歌的真谛，他对诗的语言、结构、修辞方式等具体细部的分析具有独到之处。在诗学研究中，他不是封闭地对待诗歌和既有的诗歌观念，他也借鉴了一些西方的哲学、诗学理论，他说：“写《广场诗学》的过程，也是我对西方文化思潮及其诗学理论，进行学习和思考的过程。”[ 13] 他所接受的西方思想是多方面的，包括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解释学、解构主义等等，但他说：“在《广场诗学》的写作过程中，我觉得，对我思想启发最大，使我深为受益的是伽达默尔的现代解释学。是它帮助我在现代新思潮一片‘反传统’的噪声中，仍然能确信传统之不可废弃。……我从而领悟到，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是可以消除的。通过新的解释，使传统作品得到当代意义的重建，在历史的连续性中，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就消除了。”[ 14] 这种把西方文化思想、方法与中国传统、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有机结合的起来的做法具有开阔的意识，有利于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化，也可以促进中国现代诗学与传统诗学、西方诗学的融合。

       作为一个诗人与诗论家，石天河是独特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研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但是，个人所经历的长期艰难使对艺术之“真”的追求成为他文学创作与诗学研究的核心目标，他采用的多种方式、吸收的多种文化、艺术营养都是为了寻找生命之“真”、诗学之“真”。这种求真精神所创造的艺术与学术成果，自然会具有较大的艺术与学术价值。

       作为一个学诗的晚辈，我祝愿石天河先生健康长寿！祝愿他的《星星诗祸》早日完成并出版！

2003年4月4日，于中国新诗研究所